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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戏曲歌谣语言文化“研究范式”新探

——以“陕北说书”为例

赵学清 孙鸿亮  2019年03月12日10: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西北地区有着丰富的戏曲和歌谣,它们是中国民间文艺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北方广泛流行的梆子戏深受秦腔影响;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花儿”是西北?#26469;?#30456;传的民歌,广受当地人民喜爱;陕北盲人说书,?#26639;?#20110;民俗信仰仪式,至今尚有长篇书目160余篇,是很有价值的民间叙事文学,等等。这些戏曲歌谣在民间广泛流行,对民间信仰、民间精神和民风民俗等产生重要影响。

20世纪初期,陕北说书渐渐引起知识界的注意。40年代著名陕北说书人韩起祥的表演引起社会重视,陕北说书因此进入知识阶层视野。在经历了?#25226;影?#25991;艺”“民间文艺集成”“非遗保护”几个阶段后,陕北说书研究取得一些可观的成果,2006年被列入?#30528;?#22269;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研究开始增多,一批成果相继问世,但从学术发展角度看,现有研究还存在不足。如对陕北说书的“活态”民俗文化语境重视?#36824;唬?#21033;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的意识不强等,尤其是理论探讨还停留在表面。这集中体现在对陕北说书的研究过于重视“书面范式?#20445;?#24573;视“口头范式?#20445;?#37325;视文本,忽视“活态?#20445;?#26412;是口传文学的口头性、传?#34892;浴?#38598;体性等特点,在书面文学研究范式下却被视为陈?#19990;?#35843;、?#36824;?#25991;雅等,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陕北说书研究的深入,有必要重新考虑这类口传文学的“研究范式”。

如何突破陕北说书的研究现状,哈佛大学的口头诗学研究成果值得借鉴。以帕里和洛德为核?#30446;?#21019;的口头程式理论“帕里—洛德理论?#20445;?#21448;称“口头诗学?#20445;?#22312;古典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和文化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曾多次前往巴尔干地区进行长时间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提出口头程式理论,包括“程式”“主题或典型场景”和“故事范?#31361;?#25925;事类型”三部分。利用这些概念和相关口头史诗文本分析模?#20572;?#20182;们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杰出的口头诗人能表演成千上万的诗行,具有流畅的现场创作能力等问题。

虽然口头程式理论并不一定都能?#35270;?#20110;中国的口传文学研究,但对我们仍有参考价值。一方面,口传文学与书面创作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不应完全相同,尽管它们都属于“文学作品?#20445;?#20294;性质不同。口传文学艺人从学习创作技巧到进入创作过程都与文人创作过程存在较大差异,如陕北说书的创作是在口?#36153;?#21809;过程中完成的。说唱艺人通过“口头—听觉”进行学习,通过口头现场创编完成作品,并通过“口头—听觉”完成传播。因此,对陕北说书的研究不能简单?#23376;?#30740;究书面作品的方法,而忽视其作为口传文学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陕北说书研究是艺人的说唱文本与文本外的语境、听众等共同创作了说唱文学的意义。一个经历了若干代民间艺人千锤百炼的口头表演艺术传统,一定是高度程式化的。这种传统?#20154;?#36896;了表演者,也塑造了观众。听众与艺人具有互动关系,因共有的特定文化传统知识,使演出顺利进行。“演唱之前的仪式,演唱中的各种禁忌,演出活动本身所蕴含的特殊意义和特定的社会文化功能,都不是仅仅通过解读语言文本就能全面把握的。”

在口头传统中,对程式的界定是“特殊的诗的句法结构中的短语、从句和句子”。所谓“特殊的诗”是要求符合程式的语言单位应有相同的?#19979;?#35201;求。对于汉语诗歌来说,格律的基本特点是上下两个具有平仄关系和固定字数的对句,并?#36951;?#25968;句押韵。陕北说书较常出现的是以七言为主的整齐句式,在句型上遵循“二二三”的?#25215;?#25490;列,偶数句押韵。例如:“霎时来在书房门,一把抓住雷宝童。”“按住公子暂不论,再说小姐吴凤英。”在韵辙的使用上,除了书帽和小段外,几乎所有陕北说书的长篇书目都是“中东辙”和“人辰辙?#34987;?#29992;。

陕北说书中最稳定的程式,是表现故事人物的姓名和常见事物。如爱情故事与民间传说中的男主人公姓名大都?#23567;啊?#23453;童?#20445;?#22899;主人公的姓名则丰富许多,常见的有“×凤英” “×桂英” “×月英” “?#21015;?#33521;” “×美容” “×美云”等。这是由于大多数的“姑娘招相公”故事中通常需要几位不同女性形象的缘故。程式是由于现场表演的急迫性而出现的一?#20013;?#24335;,这对说书人来说非常必要。因为故事中被讲述对象的姓名属于高频词汇。故事人物姓名的程式化有助于说书人缓解压力,快速构建诗行。在人物姓名之外,说书人还常用“相公”“小后生”以及“女花童”“女?#31283;埂?#31561;词,它们本身就是程式,可与所指代的人物姓名互换。

陕北说书在表现各种动作或行为状态?#20445;?#20063;有许多程式化表达。如表示动作或行为发生?#20445;安?#28040;停”“没慢行”“忙起身”可互换。陕北说书人还从方言口语中汲取了大量独特的表达方式,成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程式。如“动词+不定?#26412;?#26159;固定结构,用来形容动作状态令人不堪忍受或难以实现。如:“一阵更比一阵重,疼得夫人撑不定。”“撑不定?#26412;?#26159;撑不住,忍受不了。类似这样的程式在陕北说书中可以分为很多类型。对于说书人来说,积累丰富的程式是其进一步创造的基本功。对于一个成熟的说书人来说,并不会因积累程式而受其束缚,程式技巧反而会使其成为一名优秀的艺人。

“程式”之上的单元是关于某一事件或主题的描述性段落,称为“主题或典型场景?#20445;?#38485;北说书人则称之为“书套?#34987;頡?#23478;数”。一些重复出现的唱段被说书人起了名称,如点兵段、梳妆段、升堂段、打杀段、过山段、刮风段等。以?#25226;?#39711;梳妆”为例:“有心梳一个盘龙髻,两根卷毛不争气。有心梳一个卧龙关,几根黄毛长得短,将就着梳了对毛卜鬏,看上去好像是粪爬牛,赌气扎了个毛圪爪,活脱?#25276;?#37324;的癞蛤蟆。”这种重复出现的事件和场景是故事的组成部分,对说书人来说,如果能记住一些典型的“书套?#20445;?#23601;可以在演唱中?#38180;词?#29992;。书套是构筑长篇故事的基本片?#20301;?#27573;落,是口头艺人能说好长篇故事的基础。因此,说书人在学艺过程中非常重视书套的学习,书套也仅限于师徒之间传授。

在书套之上,口头诗学的最大结构性单元是故事类?#20572;?#34920;现为完整的“事件序列?#34987;頡?#20107;件?#30784;薄R源?#26469;看陕北说书,“流浪”和“征战”是其中两个典型的故事类型。“流浪”一般包括分离、遇难、遇?#21462;?#22242;圆四个单元序列,并最终指向“报应”的兑现和苦尽甘来的幸福结局。而“征战”故事多来自历史演义,单元序列一般包括接到战书、出征、遭困、搬兵、再次出征、解困并班师回朝。其间通常会出现“招?#20303;?#20107;件,并成为这一稳定结构变异的主要表现。流浪和征战是陕北说书中主要的故事类?#20572;?#20854;他题材相对较少。陕北说书故事类型的基?#31350;?#26550;是稳定的,但在特定书题的文本中,各单元序列的表?#20013;?#24335;又千差万别。稳定性和变异性在口头传统的故事类型层面上同样存在。

口头诗学理论为研究陕北说书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能够帮助确立陕北说书新的“研究范式?#20445;?#24076;望借此推动陕北说书研究的新进展,当然也包括借鉴其他“研究范式?#20445;?#20849;同促进西北地区戏曲歌谣语言文化研究。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北地区戏曲歌谣语言文化研究”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24433;?#22823;学教授)

(责编:孙爽、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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